正如前述，社会精神并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有其客观性的，它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可凭借自己的愿望，就可以自觉地创造的，就如同一座大楼是不可能从最高一层修起一样。

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

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37]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页。(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

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也许有人会说，为学术而学术、为介绍而介绍不也是一种价值吗？在法学学者之间形成一种同人话语不也是一种学术积累吗？我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上，这种辩护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法学研究而言，这种说法又是比较勉强的。

本文认为，法学方法更新的方向，就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哪怕是在相对抽象的层面上，也应当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焦虑有所回应。[8] 早期的梁启超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但到了晚年，他也一改年轻时的激进主张，反复强调传统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

最后，主体迷失现象还表现为主体模糊，或没有明确的主体。然而，法学研究的这种特殊性被忽视了，法学研究被缩减为写论文，这样的法学前见，使研究者只想到了写论文，只关心论文的结构是否符合逻辑、论文的格式是否符合要求、论文的观点是否新颖夺目、论证的过程是否跌宕起伏、使用的语言是否生动流畅、参考的文献是否遍及中外，等等。

如果说二手资料始终不如一手资料可靠，那么，更加可靠的法学论文就应当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过程这种一手资料来写作。史学论文的写作，针对的是已经成为过去了的历史，而历史主要是由各种史料作为载体的。[7]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该地区语言的决定作用，已有学者作过简明扼要的阐释，参见雷颐：《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第10—11版。[12] 在法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法学研究者忽略了当代中国人，倾心于解释传统中国的圣贤(譬如孔子、包公)或民众(譬如梁山伯、祝英台)。

第二，一些学者忽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习惯于站在传统中国人的立场上演绎法学理论，习惯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法学理论的生长点，这样的思维定式，则源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过，在中国法学逐步走向繁荣的身影背后，也潜伏着某些缺陷，也隐藏着某些危机，本文旨在探讨的，就是这些缺陷与危机之一：主体迷失。其三，相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言，如果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都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那么，法律也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相信、我们应当等等之类的表达方式随处可见。

应当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方式、财富分配关系。[3]再譬如，还有一些学者喜欢把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的名言，当作权威的论据，用以支持自己提出的观点，似乎这些名人名言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运用于任何研究领域。

[2]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学研究的主体就是研究者自己，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就意味着，法学研究的基本功能就在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秩序、利害关系。

流行的法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但是，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表面上的说法。首先，一些研究者习惯于把外国人作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但是，在当代中国人这一共同体内部，事实上又包含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这种法学方法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作为研究者个人，持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或价值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就在于：研究者并不认为这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当代中国人都应当做出这样的价值选择。

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其代表人物孔子，就希望回到三代，因为，三代乃是最好的黄金时期。[7] 这两样东西，为西方人的生活世界赋予了魅力，也使西方人关于秩序与法律的理解及其表达，在我们这里获得了大写真理的神圣地位，——既然是大写的真理，就不能仅仅适用于西方世界，而是要求普遍适用。

二、主体迷失的原因探析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体迷失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在这种法学趣味的影响下，很多中国学者撰写的法学论著，或多或少都带着一股海外汉学家的语气，既隔膜，又生分。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这样的主体迷失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法律文化学或史料法学研究者的著述中。

具体地说，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气候环境，因为，人会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第一，是西方法学话语在当代中国所占据的强势的支配地位，使一些中国学者只看到了仰之弥高的西方人，看不到当代中国人在法学研究中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因此，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主体，就应当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人。[9] 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恢复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现代化必然会把这一民族的心理防线冲破，其结果必然是这一民族完全丧失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要走出主体迷失的泥潭，实现主体的回归，还有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例如，有的学者偏爱自由主义、偏爱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首要的法律价值，认为自由是其他一切价值得以生成的平台。

在晚近，梁漱溟堪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径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2]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如此庞大而鲜活的主体——13亿当代中国人，居然就在当代中国的法学话语中迷失了。

[8]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还将从法学方法的角度，就主体回归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探索从主体迷失到主体回归的路径。

他们把自己与中国截然分开，把自己作为看的主体，把中国或中国人作为看的客体或对象。在观看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时而惊奇，时而迷惑，时而愤怒，就像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旅人。第三，主体迷失现象还根源于：法学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认真对待。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法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方法的运用。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土地质量和面积，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到中国人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会影响到社会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经验、思想与情感，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但愿本文阐述的一孔之见，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在这样的法学态势面前，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法学事业已经迎来了它的春天。